自虐虐人---揭儒家的画皮（节选）
作者：板砖王老五
儒家的鼻祖孔子首先惊呼“礼崩乐毁”，呼号“克己复礼”。复什么礼？大概就是忠，孝，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等等。但这种“礼”是有前提的，是自下而上的。下级对上级有绝对的义务，而上级对下级是可“礼”可“不礼”的。上级对下级“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”，那是恩赐，下级要感恩戴德；上级不恩赐，下级也不能怨怪，因为“忠”是第一要务。而自下而上只有被生杀予夺的义务，是谓之忠，乃是第一“优良品格”。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周天子，自然是不用受这些约束的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，戏弄部下，何来的礼？为褒姒一笑而戏耍诸侯，重色轻友，何来的义？天子可以倒行逆施，旁人却都应该克己复礼。当然也包括孔子自己。甘愿为奴为婢，岂不是有自虐倾向？
然而孔子抱着他的学说四处求官，我怀疑他有更强烈的虐人倾向。在《论语》里可怜兮兮地记载着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”，活脱脱沿街叫卖的小贩。最后在他的家乡鲁国，这个弱小的国家也是有病乱投医，才让孔子有机会比画比画。一朝权在手，就开始虐人了。首先就诛杀少正卯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，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。哪来的礼？过去大家好歹是邻居，又哪来的义？草菅人命，更谈什么仁？可见孔子本身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。但是孔子毕竟生活在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，所以他的自虐和虐人理论基本上还在政治的范畴，在人性方面，他老人家还是承认“食，色，性也”，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。自虐和虐人，还没有登峰造极。此时的儒学，基本上还是原始的精神致幻剂，属于罂粟阶段。
····· 经过文景之治，国家休养的差不多了，这时的皇帝是汉武帝---刘彻。汉武帝这人最是不自虐也不受虐的，把个匈奴打得落花流水，移民欧洲去。又出来个有自虐倾向和虐人欲望的人---董仲舒，把儒学更“丰富”了一下，即突出强调“绝对皇权”。孔子虽然着重要求下级“克己复礼”，但是还献媚似地劝天子和诸侯“行仁政”，多少做做秀。老董却认为连这秀也没必要做。至于孟子所谓的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老董认为正好拿来做夜壶套。于是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一尊就尊了2000多年，从此给中华民族埋下了祸根。这时的儒学，已经提纯成鸦片了。
汉武帝独尊儒术，用这精神鸦片愚弄和麻醉人民，的确起到了作用。他的子孙颇有不肖者，但是汉刘的江山却也维持了400多年。只是这东西害人也害己，先秦时期国人剽悍的民风逐渐萎靡了，政治也日见昏暗。只是吸毒时间尚短，大汉还是大汉，不过再也没有强过汉武帝时期，如同老太太过年---一年不如一年。
唐太宗没有“独尊儒术”，而是把老庄学说演变而来的道教尊为国教。对内，无为而治，天下昌盛太平，乃至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的死刑犯不过20几人。对外，一呼百应，有不敬唐者，国民人人可战（民风民气啊）。李白这样的大诗人，也只能产生在唐代，否则以他那样放荡不羁的性格，按照儒家的标准，最起码就是不“礼”。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写出那样豪迈激昂，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。
要想过“好日子”，还得用儒术，“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”。宋真宗说得多直白。到了宋神宗时期，王安石本是个大儒，但是儒家这个东西，根本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王安石当了丞相，以儒学为基础立出一套新法：农田法，水利法，青苗法，均输法，保甲法，免役法，市易法，保马法，方田法，免行法。全都是纸上谈兵的东西。真正施行，无不是虐民的手段。把当时仅存的一些老庄内政法度改的无影无踪。一时间，农田荒芜，民生凋敝。百姓携妻带子逃往山中。民怨为之沸腾。但是王安石却有个三不足之说：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足守。颇显儒棍愚蠢顽固之风。宋朝从此雪上加霜，才有靖康之耻。后世有诗为证：熙宁新法谏书多，执拗行私奈尔何。不是此番元气耗，虏军岂得渡黄河！
到了南宋，又出了个更有“作为”的“鸿儒”--- 朱熹，他不但气量狭小，而且一脑门子坏心眼，和“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”根本风马牛不相及，却被后人尊为理学大师。这理学是什么？不是别的，其实还是那个儒学。宋朝以朱熹为首的所谓五大儒，自以为孔孟后继无人，连董仲舒也不入他们法眼。只有他们才“继承和发展”了孔孟学说。是为一派---理学。其与儒学的关系就好比盖世太保和纳粹党的关系。如果说孔子当年的理论是精神罂粟，着重在政治方面毒害麻醉人，其毒性还在初级阶段；董仲舒突出绝对皇权，把儒家提炼成精神鸦片，其毒性已经非同小可；可是到了朱熹这一班子人，简直就把儒学发展成了精神海洛因。自虐和虐人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理学除了在政治上麻醉人民，并且专门讲心性之学。就把这毒品广而泛之了。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于是不光有了君君臣臣的“忠，孝，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”，而且开始强调“三纲五常”。哪三纲？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前面说孔子有自虐和虐人的倾向，而这朱熹简直就是虐待狂。且看这三纲，他头上只有一个纲，下面却有两个纲。而且天高皇帝远，受皇纲的虐待，最多有时有晌；而老婆孩子都在身边，有这两纲，自己岂不是随心所欲。显然是机遇大于风险。正因为如此，立时受到天下男人们的欢迎。前边说到的对严蕊的虐待，只是虐待了一个个体，已经见识了朱熹虐人的本领。这理学成了气候，每个人便都开始了自虐和虐人。
怎么自虐？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总之凡是正常人有的正常要求，都属于应该灭的人欲，因为有了这些人欲，往往容易伤了天理，所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首先是为父亲活的，最终跟父亲一起都是为皇帝活的。你最好不吃，不穿，不攒钱，没有任何物质追求，越是这样，你才“无欲则刚”，越是存了天理---忠，孝，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。但是不能不作爱。可这作爱是为了尽人伦，说白了就是生孩子，为皇帝生忠，孝，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的◎◎。凡不是为了生育而发生的两性关系，就是“淫”，是万恶之首，哪怕夫妻间也是这样。动物之间的交配固然是为了培育后代，但是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其他的意义呢，我不得而知。如果有，则理学就把人理到了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。这不是自虐狂是什么？亏他老祖师爷孔子还说过“食，色，性也”，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呢。
朱元璋建立的明朝，百废待兴。直到朱棣抢班夺权成功，开始了儒学治国。更确切地说是理学治国。而且连科举也变成了在理学的范围内兜圈子。所以天下的读书人无不读理学的书，读书人又影响百姓，这理学是真的开始“深入人心”了。全民族开始了自虐。到了晚明，理学更加盛行。男人的变态也到了极至---喝金莲杯。就是把酒杯放到三陪女的鞋里，连鞋带杯端到嘴边。我以为明朝的弱小是与崇尚理学不无关系的。而到底是晚明时理学盛行，还是因为理学盛行才催生了晚明，实在值得推敲。等到了李自成造反，清兵压境，明儒们却束手无策。后人讽道：平时静坐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。除了死，还会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没有。话说回来，最后真的“临危一死报君王”的也没有几个。
清朝定鼎，满族的皇帝知道汉族人口众多，总靠武力镇压是不行的，最好的灵丹妙药便是汉人自己的儒学。康熙一方面以皇帝的名义把孔子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位，用儒学麻醉汉人，科举继承明朝的衣钵，继续在理学里边转圈圈。以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。另一方面，由于他自己学惯古今，博闻多才，知道这儒学根本于富国强兵无用，还是老庄学说是真道理。所以私下里把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发给满清亲贵，叮嘱仔细研读。而且不允许满族妇女缠足。实际上康熙的治国方略就是“外饰儒术，内用老庄”，他自己心里跟明镜一样。外饰儒术，稳定了汉人；内用老庄，强盛了国家，才建立了版图辽阔的大帝国。这种狡猾或者说是智慧，颇类似于真正的大毒枭，贩毒自己却不吸毒。可惜的是他的后世子孙没能永远继承他的真昧，时间长了，都且卖且吸了。末年的大清朝，遂不成了样子。
五四运动时的知识分子哀国之不幸，痛定思痛，发出了彻底砸烂孔家店的怒吼。但是，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，过于激奋，连古诗词，中医药等也一并归入了垃圾。心情可以理解，行动就未免有点偏激了。
时至今日，不少媒体热中于鼓吹儒家思想，甚至说什么韩国，新加坡的成功也是儒家思想的胜利，更有甚者居然预言儒家思想将成为全世界的主导思想。部分地方官员也公然参加祭孔，好象抛弃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损失。口口声声忠，孝，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是民族的美德，应该继承并且发扬光大。所以就要重新祭起儒家的大旗。我不反对忠，孝，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。但是我认为儒家旗下的忠，孝，礼，义，仁，智，信不过是吸毒之后的幻象罢了。他完全是建立在不平等，对人性的践踏，自虐与虐人的基础之上的。
再回头看看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，国家第一次大统靠的是法家，此后凡是国家变乱，需要拨乱反正，发展生产，与民生息的时候，起作用的都是最尊重人性的老庄学说。而统治者一旦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尊儒用儒，没有一个不是使民气委顿，国家衰微。继而是内忧外患。而且在每一个动荡的年代，都是所谓“没文化”的政权消灭“有文化”的政权，而这“文化”就是没人性的“儒家文化”。可见这儒家根本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糟粕。
当今世界的主流是民主，自由，平等和博爱。民主就包含忠，忠于人民自己，而不是忠于哪个皇帝。自由就是不自虐，不虐人，就包含仁，义，智。平等就包含礼，包含孝。博爱就包含信。并且这个民主，自由，平等和博爱充满人性，同时建立在法律之上，于是有了最稳固的基础。并且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得到了良好的印证。
那些意图重尊儒家的人，我以为要么是对儒家一知半解，哗众取宠；要么就是有什么非常癖好，别有用心。 直到今天，其实儒家的余毒仍未肃清，依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作祟，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人本病夫，千万不能再瞎吃药。
